儒、道、佛与中国茶文化

郭丹英

(中国茶叶博物馆 杭州 310013)

中图分类号:S571.1;G112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0577-8921(2006)01-055-05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我们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方所谓的现代文化正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组成部分的茶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如今的现代都市人青睐咖啡，热衷洋酒的比比皆是。茶作为国饮，曾经是东西文化差异的代表性物质之一，其曾经的功能已大大退化了，而且，茶文化的历史属性，即古代士大夫赋予茶文化特定的内涵，也已经随着历史的前进而被淡化了。如今茶作为大众饮品的功能日益凸现，理所当然地，茶文化也必然具有大众文化的色彩。不过，作为一个现代文化人，在饮茶之时，不能光顾着以它解渴，倘能于日朝月夕、工作之余，邀三五友人，烹茶品茗，虽不能如古之文人雅士，却也别有心闲神悠的自得，这对于繁忙的现代人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调节心性的有效手段。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茶馆数量有增无减，虽然经营的范围与传统茶馆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至少提供了一处让现代都市人心灵休憩的场所，在这里现代人可以与悠久的茶文化对话，从中感知我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魅力。

　　茶对于中国人是有特殊涵义的，中国人喝茶并非简单的解渴，在漫长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国人已赋予它精神文化上的含义，它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教的浸染，形成了独特的中国茶道精神。有人把茶字形容为“人在草木中”，茶生于天地草木之间，承天地之精华，正是中国人发现并利用了茶，并结合自己的审美价值，赋予它天地人三才之道。中国古代思想家有自己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他们认为天地间万物的生成和发展都有自身的法则和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称为“道”，道是一种看不见又摸不着的东西，道构成了世界的本源，一切事物都是由道衍化出来的。而茶这种植物，生于名山秀水之间，得天地之精华，便可成为沟通人与天地宇宙间的媒介，所以大约在魏晋时期玄学家开始提升茶的精神内涵，茶除了解渴、药疗之外，还可以作为清谈助兴，沟通天地的作用。也正是这个时期，儒家以茶养廉，道家以茶求静，佛学以茶助禅，茶的精神内涵已超出其本身的物质层面。
　　儒家思想对茶文化的渗透
　　中国茶道思想融合了儒、道、佛诸家的精华而成,其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从古代中国思想发展史来看，还是以儒家思想贯穿始终的。虽然孔孟创立儒家学说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此后的秦朝也以韩非子的法家为指导思想，但自从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思想的正统地位就已得到确立，此后的历朝历代,虽有道家、佛学各流派的碰撞，但中国传统思想基本上还是以儒为主,道、佛为补的。这是因为孔孟创立儒家思想入世为指导思想,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同时它作为一种精神思想，在不同朝代的应变、发展中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张力。生于山野中，承甘露滋润,其味苦中带甘，饮之可令人心灵澄明，心境平和，头脑清醒，茶的这些特性与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相契合,茶对于儒家来说也是一剂改造社会,教化社会的良方,因为茶本清洁之物，儒家学说认为茶可以协调人际关系，茶可以养廉，赋予茶以清廉、高洁的品性。秦汉之际的茶虽已在西南地区流行，但依据当时文献记载来看，发现茶最多的用途是药用。从司马相如到王褒等人，无不把茶作为药物饮用。直到魏晋南北朝之际，以茶养廉的典故频频出现,也就是说，儒学思想依附于茶这一媒介，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强大的发挥。此后的中国文化史上以茶交友，以茶雅志,以茶助廉之风一直贯穿着。

　　儒家把“中庸”和“仁礼”思想引入中国茶文化，主张通过饮茶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通过饮茶可以自省、省人,以此来加强彼此理解,促进和谐,增强友谊。儒家认为中庸是处理一切事情的原则和标准,并从中庸之道中引出和的思想，在儒家眼里和是中，和是度，和是宜，和是当,和是一切恰到好处，无过亦无不及。反观我们的茶文化，无一不是渗透着和的思想。从采茶、制茶、煮茶、点茶、泡茶、品饮等一整套茶事活动中，无不体现和的思想。在泡茶时，表现为“酸甜苦涩调太和,掌握迟速量适中”的中庸之美;在待客时表现为“奉茶为礼尊长者，备茶浓意表浓情”的明礼之伦;在饮茶过程中表现为“饮罢佳茗方知深，赞叹此乃草中英”的谦和之礼;在品茗的环境与心境方面表现为“普事故雅去虚华，宁静致远隐沉毅”的俭德之行。
　　自隋代实行科举取仕制后,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士子,通过考取功名,进入国家官僚机构,构成中国历史上很有特色的士阶层。这些历史上的儒士阶层,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轼,他以茶喻佳人,并为茶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儒家认为茶有德,唐代的刘贞亮把饮茶的好处归纳为”十德”:即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陆羽称茶为“南方之嘉木”、“宜于精行俭德之人”。唐韦应物称茶为“性洁不可污”，宋徽宗称饮茶可以“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的茶学家庄晚芳先生也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思想人格精神。儒家思想溶入茶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茶礼的形成。中国向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已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儒家通过礼制来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茶使人清醒，所以茶文化中也吸收了“礼”的精神。南北朝时，茶已用于祭礼，唐以后历代朝廷皆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进退应对之盛事,朝廷会试皆有茶礼。在民间茶礼、茶俗中儒家精神表现特别明显，“以茶代酒”和“客来敬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礼仪。明人丘溶《家常礼节》所记载的民间茶礼，甚至影响到国外，如今南朝鲜，至今家常礼节仍重茶礼。茶礼表达了仁爱、敬意、友谊和秩序。现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讲究茶礼，只不过把议程简约化、活泼化了，而“礼”的精神却加强了。无论大型茶话会，或客来敬茶的“小礼”,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好礼的精神。
　　道家与茶
　　受天、地、人三才思想的影响，道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平等的,人既不是上天的奴隶,应自己主宰命运,同时也不可以不顾自然规律,而应适应自然,主动认识规律，这样人才会得到最大的满足。道家崇尚自然,推崇无为、守朴、归真。道家对茶的认识很早,茶产自山野之林,受天地之精华，承丰壤之雨露，茶之品格，正蕴含道家“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是人的天性,道家通过茶这种神奇的绿色植物唤起人们对回归自然的渴望，最终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接受的是儒家的正统教育,但也不排除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特别是士大夫们在政治上受到挫折，自己的人生抱负得不到实现时,道家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会逐渐加深,这时道家的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思想开始占上风,所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普遍遵循的一种处世模式。特别是在晚明的文人画中,有许多是描绘文人在野石清泉旁,松风竹林里煮茗论道的场面。如唐寅《品茶图》,画面青山高耸,古木杈丫,山中有一茅舍,一士子品茗读书,并题诗曰:“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烹前已得前人法,蟹眼松风联自嘉”。茶诗中也有大量描写品茗山水间的作品,表达了文人们以茶来追求寄情于山水,忘情于山水,心融于山水的理想境界。相对于在室内煮茶品饮,文人似乎更钟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间,我们可以从茶诗中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如陆龟蒙是唐代文学家,以嗜茶闻名,他留下了不少茶诗,其中有很多是描写户外煮茶的,如“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并下蓝英末。”最有名还有苏东坡的《汲江煎茶》一诗:“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末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此外如钱起的《与赵莒茶宴》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还有灵一的“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元好问的《茗饮》:“宿醒来破厌觥船,紫笋分封入晓前。槐火石泉寒食后,鬓丝禅榻落花前,一瓯春露香能永,万里清风意已便。邂逅化胥犹可到,蓬莱未拟问群仙。”明代文学家徐渭曾描述:“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藓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兴吹火,竹里飘烟。”从以上有关茶的诗文中,充分体现了道家的天地人思想,文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通过茶这种饮品,去感悟茶道、天道、人道。正因为道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融入了茶道精神之中,在茶人心里充满着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茶人有着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强烈渴望,所以茶人最能领略到“物我玄会”的绝妙感受。
　　道家的另一指导思想是尊生乐生,道家认为人生活在世上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为了让自己的一生过得更加快乐,不是消极地等待来生,而是主张适应自然规律,把自己融合在自然中,做到天人合一。
　　道家对养性与养气很重视,把它们看得比养身还重要,认为只有养性为本,养身为辅,才是真正的养生目的。由于茶的自然功效很多,一可解毒,二可健体,三可养生,四能清心,五能修身,道家认为茶乃草中英,食之可以祛疾养生;道家主张静修,而茶是清灵之物,通过饮茶能使自己的静修得到提高,于是茶成了道家修行时的必需之物。

　　道家品茶主要从养生贵生的目的出发,以茶来助长功行内力。明代著名养生家高濂曾写过一部《遵生八笺》,书中专门提到品茶对养生的作用。明代顾元庆《茶谱》也曾引用《梦余录》记载一则小故事,说是在大中三年,东京(即今洛阳)有一位一百三十岁的僧人,看上去体健气壮,宣宗就问僧人长寿的秘方,僧人回答说是由于长期喝茶的缘故,看来以茶养生的功效着实不小。
　　道家的养生观对日本早期的茶文化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公元九世纪左右,日本建仁寺开祖荣西来中国求法,回国时带回茶籽、茶具及饮茶的文化,还写了《口契茶养生记》一书,书中称“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同样也阐明茶与养生的因果的关系。
　　禅宗与茶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两汉之际,当时在西南的四川一带已有饮茶的记载,传说最早人工种植茶树的还是四川雅安甘露寺祖师吴理真。到了两晋、南北朝之际,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时也是茶文化的萌发期,茶已在许多士大夫特别是南渡的士大夫之间流行,并且有以茶养廉,以茶祭祀的习俗。茶也在这时开始进入佛教僧侣的圈子,陆羽在《茶经》中多次引述了两晋和南朝时僧侣饮用茶叶的史料。其中引录的《释道该说续名人传》称:“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又《宋录》记载:“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这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与茶结缘。

　　到了唐代,随着茶文化历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期到来,佛教与茶的关系也进一步密切,并且在唐代茶文化传播及发展过程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封演写的《封氏闻见记》所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夹,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唐代是佛教禅宗大力发展的时期,禅,梵语作“禅那”,意为坐禅,静虑。禅宗主张修行的方法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这种方法其实是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注重心性的修行,禅宗也主张通过修行来净化自己的思想。禅宗同时也吸取了道家的一些思想,如它主张逢苦不忧,得乐不喜,无求即乐,因此禅宗主张圆通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协调,所以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到了宋代,禅宗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甚至成为佛教和佛学的同义语,禅宗也成了古代中国历史上一些失意落泊文人的精神避难所。茶与禅的结合,要从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日本佛教史上有一则关于达摩的传说故事来说明茶与禅的故事:相传达摩祖师面壁坐禅九年期间,有一天终因打瞌睡而苦恼,于是将自已的眼皮撕下,丢在地上,不久地上就长出一株绿叶植物。其弟子就用绿叶煮了盛汤给达摩喝,达摩祖师喝过后,顿觉神清气爽,打坐时再也不打瞌睡了,从此以后,达摩坐禅时都喝以这种叶子煮的开水。
　　虽然这则故事听起来有些玄,缺乏可信性,但从另一侧面充分表明禅与茶的密切关系。禅宗修行的内容,分戒、定、慧三种。禅宗的戒律是很严格的,要求佛教僧侣戒酒肉,戒性欲,僧侣除戒荤吃素、不饮酒外,而且有过午不食的规定,通过这些戒律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所谓定与慧,就是要求僧侣坐禅修行,息心静坐、心无杂念,以此来体悟大道。由于长时间坐禅容易产生疲劳,不少僧侣为打瞌睡而烦恼,而茶具有提神益思,生津止渴的药理功能,加上本身所含的丰富营养物质,对于坐禅修行的僧侣非常有帮助,因此茶与佛教的结缘,最早的契机可能是茶的破睡功能。随后,佛教僧侣对茶有了进一步认识,他们发现茶味苦中微带甜味,而且茶汤清淡洁净,适合佛教提倡的寂静淡泊的人生态度,加上饮茶有助于参禅悟道的神奇功能,于是佛教对茶的认识从物质层面又上升到精神层面,发现了茶与禅的内在本质上的契合点,然后加以发挥提炼,最后终于形成禅茶一味的理念。
　　自佛教与茶结缘后,佛教寺院开始自己种植茶树。佛教寺院一般都建在名山大川之中,这些地理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和发育,所以在中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由于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僧侣是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而存在的,寺院有自己的地产,僧侣可以享受免税的权利,到最后茶叶也成为寺院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代名茶,最初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如唐代最有名的茶类“蒙顶茶”,就产在四川雅安,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慧禅师亲手所植,是我国最早的人工栽培的茶树,因其品质特优而被列为贡茶之一。北宋有种名茶叫水月茶,产自江苏洞庭山,是当地水月院的山僧采制的,据说就是“碧螺春茶”的前身;“武夷岩茶”,是福建武夷山一寺院僧侣最早采制的,当地僧侣按不同时节采摘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大方茶是明代的名茶之一,其名得自皖南歙县一寺院叫大方的僧侣,传说他炒制的茶叶不仅外观漂亮,内质也十分到位,曾得到皇帝的赞许。曾在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的惠明茶,产在浙江云和县惠明寺,其色泽绿润,具有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在当时曾名声大振。此外与寺院有关的名茶还有很多,如湖北的玉泉山仙人掌茶,因一代诗仙李白吟咏而出名,产于普陀山的“佛茶”、产于庐山的“云雾茶”、产于扬州的“蜀冈茶”、产于杭州天目的“天目山茶”、产于安徽齐云山水井庵的“六安瓜片”、产于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产于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产于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产于福州方山寺的“方山露芽”、产于洪州的“西山白露”、产于普陀的白岩茶、产于峨嵋的峨蕊茶、产于建安能仁寺的石岩白茶等等。
　　佛教寺院不仅种植茶树,茶事也成为佛寺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的名寺大庙里,都设有茶堂或茶室,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佛殿、法堂的钟、鼓,一般都设在南面,左钟右鼓,若是设有两鼓,就将两鼓分设在北面的墙角:设在东北角的,叫“法鼓”,设在西北角的,就称“茶鼓”,“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时用的,《宋诗钞》中有陈造的诗句“茶鼓适敲灵鹫院,夕阳欲压锗斫城”,描写了茶鼓声下寺院的幽雅意境。寺院专门设有“种茶僧”、“制茶僧”,专门管理种茶和制茶。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在唐代著名寺院西明寺遗址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当时寺院用于碾茶的石茶碾,该茶碾高约9.5公分,宽约16公分,长约21公分,还有使用过的痕迹,是当年西明寺僧人碾茶之物。此外佛教寺院一般会在门前派数名“施茶僧”,为施主、香客、游人惠施茶水等。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来贡奉佛祖、用来助禅,用来敬施主,最后是自用。据《蛮瓯志》载,觉林院用茶的规格也不同,他们一般用上等茶来供佛,用中等茶来招待客人,用下等茶来招待自己。“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正如《禅林象器笺》中所记载的“凡禅林以奠茶、奠汤为恒例”;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平时住持请全寺僧侣吃茶叫“普茶”等等。

　　茶在佛教寺院中还起到融洽寺内僧众关系的作用,特别是在每年一次的“大请职”时,饮茶便成为联络僧侣感情的重要内容。当新来的两序职事僧确定后,住持便要设茶会请新旧两序职事僧,借以对卸任的职事僧表示感谢,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与新的职事僧通合作,接下来就要举行“鸣鼓讲茶礼”。住持请新首座饮茶,还有一定的礼仪形式,一般事先由住持侍者写好茶状,其形式如同请柬,如“堂头和尚念晨斋退,就云堂点茶,特为新命首座。聊旌陈贺之仪。仍请诸知事大众同垂光伴,今 月 日侍司某敬白”,新首座接到茶状,应先拜请住持,后由住持亲自送其人入座,并为之执盏点茶。新首座自己也要写茶状,派人交与茶头,张贴在僧堂之前,然后挂起点茶牌,待僧众云集法堂,新首座也要亲自为僧众一一执盏点茶。在寺院大请职期间,通过这一道道茶状,一次次茶会,使僧众之间的感情联系得更加紧密。此外还有的寺庙在佛的圣诞日盛典,专人以汤沐浴佛身叫“洗佛茶”,供香客取饮,祈求消灾延年。
　　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宗派密宗,也与茶有着密切的关系。密教在唐代“开元盛世”时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唐代的历史上有几次大型的皇帝赐茶给高僧大德的记载,如金刚智忌辰之时,曾举行千僧供,玄宗就赐茶一百一十串,以供斋用。当大兴善寺文殊阁上梁时,唐代宗曾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二百串。贞元六年(公元760年)入宫的惠果大师,在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回去时被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到贞元十四年(公元768年),惠果入内道场,又获赐绢一匹,茶十串。据说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赐茶供养作为供佛施僧的高级礼遇。
　　关于密宗用茶供养的事例,最有力的证据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皇帝用来供养的茶具,法门寺地宫于1987开启,在发掘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中,其中有一套唐代茶具最引人注目,这是目前为止所见的等级较高的茶具,包括贮茶器、焙炙器、取火器、碾罗器、贮盐器、点茶器、饮茶器、佐食器、洗涤器等等,而且材质各异,以金银器为主。这套富丽堂皇的茶具是唐懿宗施舍给法门寺的,用来供奉佛祖真身舍利,以示其虔诚礼佛之心。据佛教专家考证法门寺地宫供奉的是密宗的曼陀罗,西安是唐代密宗的发源地,据日本文献记载,日僧最澄及永忠和尚都曾到过西安学习密宗佛理,回国时不仅带回了密宗的经典作品,还把唐代饮茶的习俗及茶在密宗法事的运用也带回日本。当时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嵯峨天皇还接受过永忠和尚的献茶,天皇大力称赞茶饮,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因时代较早也称之为本茶，至今还为日本茶道常用之茶,密宗与茶的关系也由引可见一斑。
　　正因为茶具有清新、雅逸的自然天性，能使人静心、静神,有助于陶冶情操、去除杂念、修炼身心,这恰与中国人提倡的“清静、恬淡”的哲学思想合拍，也符合中国传统儒道佛三家追求的“内省修行”思想，所以我国历代的文人骚客、社会名流、商贾官吏、佛道人士等都以尚茶饮茶为荣,通过茶这个媒介，通过饮茶的过程来修身养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玲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茶文化的精神是以道家的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思想来提携；以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为指导;以佛家“普渡众生”的精神为宗旨，中国茶文化是浓缩了中国传统思想精华的一个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