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性灵舒放与刻意的精神修炼

　　———试析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根本不同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施由明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早已是世界闻名的两种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且众所周知，日本茶道源于中国茶文化，但日本茶道却又已大大不同于中国茶文化，根本的不同何在?这种不同又是如何形成 ? 本文试图作些解读。

　　一、根本不同：自由的性灵舒放与刻意的精神修炼

　　考察中国茶艺、中国茶文化的精神追求、中国人饮茶生活的历程，我们可知，中国茶文化贯穿始终的是自由地舒放性灵。

　　远在中国茶文化的孕育期，即中唐陆羽撰写《茶经》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中国国民就把饮茶作为一种舒放性灵的手段，西晋著名文人张载在《登成都楼》诗中所写“芳荼寇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中国最早赞美茶的诗句，诗句表达了作者对茶的欣喜之情，也表达了作者从茶中得到了精神或心灵的满足，仅此而已，并没有要通 过饮茶去实现什么理念。同样，中国的第一篇茶赋，即西晋杜育所写的《荈赋》，同样是通篇对茶的赞美 ，既有生长在山岗上的美：“灵山惟岳，弥谷被岗 ，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又有采茶之美;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更有茶艺之美：“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哗若春敷。”(1)茶，就是美的化身!杜育在赞美茶的同时，自然地流露了从茶中得到的美的享受和性灵的自由舒放!

　　因而，在中国茶文化的萌芽期，中国国民就自由自地在茶中舒放性灵。

　　然而，同样是在中国茶文化的萌芽期即两晋时期，茶已作为载体来表达节俭、朴素、清谈、廉洁等理念，这就是《太平御览》卷 867 引《晋中兴书》所说陆纳以茶果待客的故事，及《晋书·桓温传》所记：“温性俭 ，每宴惟下七奠，木半茶果而已。”《南齐书·武帝本纪》所记武帝萧颐临终遗诏：“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从此 ，茶成为中国人表达儒家思想的一种载体、媒介 ，直到现当代仍用“清茶一杯”表示俭朴待客。此外，两晋时期茶还成为上层社会待客、敬客、表敬意的媒介，前述陆纳、桓温便是如此。

　　南北朝时期以茶待客、表敬意、示俭等理念进一步渗透在中国的民俗、社会习惯和思想理念中，直至唐代陆羽撰写《茶经》时提出“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晚唐刘贞亮提出“茶十德”：

　　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行德。

　　中国人以茶为载体、为媒介所要进行的理念表达，至晚唐刘贞亮已完整概括。

　　然而，中国国民自古至今往往不会在日常的饮茶生活或茶艺过程中去刻意追求这种理念的达到，或着意在饮茶过程与茶艺过程中去贯彻这种理念。中国国民无论是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普通平民，历来饮茶都是主要为自由自在地娱情、舒放性灵，或当作等同于米盐的一种饮食习惯。

　　中国的文人们、茶人们也是很善于将饮茶艺术化，总结和创造了许多茶艺，但仅仅是“艺”、是技巧 ，是将选水、烧水、煮茶或泡茶等技巧艺术化，在茶艺的过程中并没有贯彻什么强烈的理念，也并没有要通过茶艺去达到什么样的追求，仅仅是为了自由自在地舒放性灵、放松心情，自然而然地进入一种精神的舒适状态、一种诗意的状态、一种抛却烦恼的放松状态，中国一千多年来的茶诗，大多数都是在记述、在描述这么一种愉悦的状态。因而，中国人饮茶始终没有进入“道”的状态，仅仅停留在“艺”的状态。

　　什么是“道”?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所说的“道”已难于搞清楚其确切含义，但从老子所著《道德经》我们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老子所说的“道”是指一种深奥的规律，如宇宙运行规律、社会运行规律、人世间的规律等;因而，道也就无法用语言表达。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道还指通过一定的方法、技巧，进入一种境界，如中国的道家、道教 ,通过气功的修炼以达到飘飘渺渺的所谓非常愉悦的仙境。中国之所说设有茶道，就是因为不仅大多数情况下饮茶是很随意的事，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或简单、随意的娱情舒性 ,即使是文人们着意地要通过品茶来放松精神、忘却烦恼如明代中后期的诸多文人们，也没有什么很确定的境界 ,尽管文人或茶人们也总结出了许多茶艺技巧，但并没有要求茶人们一定要遵守，中国的茶人们根本就没有要求一定要遵守的统一的茶艺规范，如陆羽《茶经》中所写的那些茶艺，也或明代许次纾等人在茶书中所说的那些茶艺，你可以那样去做，也可以不那样的去做，总之，该如何品茶你都是随意的。

　　中国的茶书中所载的品茶法，也许只有明初朱权的《茶谱》所述，还能被称的上是“道”,之所以怎么说，是因为朱权的《茶谱》在一开篇就展示了一种他所要进入的带有宗教味的境界，这就是朱权所说的“挺然”、“郁然”、“森然”、“锵然”、“涓然”、“块然”、“日卒然”、“铿然”、“兀然”、“癯然”、“犷然”、“傲然”之境界 ，朱权又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 ,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其惟清哉?”朱权就是要通过茶艺来达到“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清心神而出尘表”。中国其他茶书和茶人都没有如此强烈的境界追求!也许是因为没有哪个茶人心中有着朱权心中所压抑着那么多那么深深的愤恨和和悲凉!所以他必须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栖神物外”的境界，否则 ，他无法活下去，无论他是否被迫害 ,不被迫害致死也会疯!朱权没有疯，他强迫自己进入道家的境界 !通过玩赏茶道，通过修炼气功，通过沉湎于音乐等艺术。但朱权的茶道并没有在中国传衍开来，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有朱权那种经历、那种心境，也就不会象朱权那样强迫自己通过品茶去追求那种“栖神物外”的境界，因而，朱权茶道没有在中国流传开来 ,人们还是以自由自在地舒放性灵为品茶旨归。

　　日本的茶道就根本不同于中国的茶文化了。这种根本的不同正在于中国国民的品茶主要旨在于自由自在地舒放性灵，而日本国民的品茶主要在于刻意的精神修炼，如同明代中国的朱权，以茶艺和品茶为媒介、为)路径 ,去体悟、去进入一种境界，一种禅的境界，即万象皆空的境界，如李泽厚在《己卯五说》(2) 一书中曾说：“日本茶道‘和敬清寂’一举手、一投足的精心苦练，都是在刻意追求禅境的寂灭和超越。正是这样才能与世俗环境和世俗心境拉开距离显示差别。”且日本茶道还远不同朱权品茶仅仅是境界的追求，日本国民还将他们的审美追求、艺术追求 ,甚至于伦理、道德观念都贯穿在茶艺和品茶过程中，因而，茶艺在日本成了茶道，成了一种综合文化。

　　关于日本茶道的形成、日本茶道的状态等 ,已有许多学者(主要有中国的和日本的学者) 在文章中都做过叙述(3)，特别是长期留学日本的北京大学教授滕军博士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和《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有详细论述，在此也就没有必要去赘述。

　　二、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根本不同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根本不同的形成，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地理环境。

　　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早在古希腊时代，古希腊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就认识到了气候对人类特性的影响;柏拉图也认识到了人类精神生活与海洋影响有关。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的观点。到 16 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博丹 在他的著作《论共和国》中又提出:民族差异起因于所处自然条件的不同的观点，并认为不同类型的人需要不同型式的政府。18 世纪又产生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 ,将亚 里士多德的论证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热带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笼罩 ,温带形成强盛与自由之民族。此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不断得到认同和扩展，直到 20 世纪初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在《亚洲的脉动》和《文明与气候》、《人文地理学原理》等著作中，都在阐述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尽管斯大林和我国的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批判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是对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所具有的重要决定作用，本人认为我们还是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

　　以日本为例，众多研究日本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地理环境对日本民族特性的影响。

　　如滕军博士在《日本传统艺术的源流》(5) 一文中指出:由于日本是个岛国且境内多山(68 %)，又由于座落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常年地震频繁，然而，丰饶的海洋又为日本民族提供了充分的食物，因而，自然环境孕 育出来的日本民族，对大自然怀有感激与恐惧之情。他们感谢大自然为他们带来的森林、海洋、较丰富的食物 和四季温暖湿润的气候;同时又畏惧大自然时时带来的地震、台风、火山爆发、山体滑坡。他们不明白大自然为什么会在某一个晴朗美好的早上突然地震，而后，又变得那么平静。于是，他们认定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维系他们生活的野猪、树果、蛤贝都是精灵的化身。这些精灵既会给人们带来恩惠 ,也会给人们带来危害。于 是，日本原始信仰 ———‘万物有灵论’便形成了。彭修银与邹坚先生在《空寂：日本民族审美的最高境界》(6) 一 文中指出：日本列岛经常闭锁在飘渺、朦胧的雾霭之中 ，日本民族常常沉浸在变幻莫测的景象状态中，如同日本全国各地的樱花所给予日本人的心灵体验一样：灿烂得令人心醉，飘零得令人心碎;另一方面，日本只不过

　　是面对浩瀚无际的太平洋的几片小岛而已，自然环境又给日本人以一种悲壮、崇高的壮美感等等 ，自然环境使得“空寂”成为日本民族的审美最高境界。李猛志先生在《禅宗思想对古代日本建筑园林的影响》(7)一文中指出：日本建筑有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简单、纯粹的建筑风格的追求。

　　著名的书画家、文化史家和日本文化史研究者陈云君先生曾指出“:岛国根性”是日本民族的根柢，日本民族好“禅”、日本茶道的形成都是由于这一“岛国根性”所决定。

　　著名的农业考古理论家和茶文化史家陈文华先生也曾指出：日本民族的海洋生存环境和捕鱼为重要生活内容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日本民族无视死亡的民族特点。

　　正是由于日本国民处在孤岛及地震、火山喷发频繁等地理环境中，从而决定了强烈的生命无常感和人生短暂感必然深藏于日本国民心中。记载日本古代原始歌谣的《古语拾遗》就是“日本民族一种极其纤细和哀伤的情感的表现”(8) 。记载日本著名歌人神人麻吕 (生卒年不详) 、山部赤人(生卒年不详) 、山上忆良(660 ? —733 ?) 、大伴旅人(665 —731) 、大伴家持(718 ? —785) 以及上至天皇下至农民歌咏的一些和歌的《万叶集，都表现了日本民族喜“哀”的一种审美情趣，而公元八世纪(平安时期) 紫式部的《源式物语》，促进了“哀”演化为“物哀”，全书贯穿始终的是人生的无常感和宿命感以及因果报应思想“，物哀”成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主体。据叶渭渠先生所著《日本文化史》一书中说：“据日本学者统计《源氏物语》一书出现的‘哀’多达 1044 次 ,出现‘物哀’13 次。”这正是日本的民族根性。

　　正是源于日本的地理环境(几片孤岛又自然灾害频繁) 特点，形成了日本民族爱好“禅”的民族特性。

　　禅是什么?禅就是一种思想、观念、心态境界，一种面对一切(包括死亡) 都能泰然自若“、无我”“、空”的境界。

　　由于日本人在内心深藏的孤岛感、哀怨感和死亡威胁感，禅的境界正是日本民族所需要、所喜爱的一种境界，一种使日本民族能坚强、勇敢地活下去的境界，因而，当荣西及道元等人，将禅传入日本后，“禅”能深得日本民族的喜爱，从而，“禅”能很快在日本普及开来，并且不断生活化、世俗化，如日本的“枯山水”建筑就是禅味的表达，也是日本民族心态的展现。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唐代传入中国的饮茶习俗，在唐代时日本民族仅只能模仿唐风茶礼，只有到荣西将茶再次传入日本同时又将禅传入日本，日本民族才找到他们这个民族真正所需要的东西：在茶中求禅 ! 从村田珠光、到武野绍欧、到千利休 ,完成了茶与禅的结合过程，从而形成了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 ———茶道 ,从而使日本普通民众也就有了修炼与体悟民族精神、民族心态的很好途径与手段，从而使得日本的茶道意不在喝茶、品茶，而是在于修炼、体悟日本民族所需要的禅境。

　　中国的茶艺之所以会成为中国国民自由地舒放性灵的一种手段，这和中国的地理环境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既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又有着广阔的草原、无垠的田园、众多高山大河以及诸多的民族(56个)和睦相处，因而，中国民族的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哀伤感、孤独感，从远古以来，中国民族的内心深处就激荡着积极的奋发向上的主旋律、充满着对现实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茶经》是最好的说明。

　　《诗经》中的三包篇诗，除了一部分诗表达劳动人民对统治者残剥削的痛恨、对战争的厌恶外，大部分诗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美好而快乐的生活情感，如《诗经》开篇《周南.关雎》，表达了劳动人民在快乐的劳动中产生的美好的情感，再如其他如《卷耳》《桃夭》《汉广》《东门之杨》《采薇》等等，都是洋溢着一种积极而快乐的生活情趣。《诗经》中也有一些表达痛恨、呐喊、埋怨、哀伤等情感的诗篇，如《终风》《谷风》《虻》《中有谷》《七月》等等，但即使是达痛恨、呐喊、埋怨、哀伤等情感也是温柔敦厚的。

　　诗三百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底蕴，一个以农耕作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大国国民的底蕴!从而有了后来积极向上儒家思想，又有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家生活智慧，这些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大国国民的积极向上的思想和生活智慧。这些思想与智慧对中国国民而言，并不需要通过特定的茶艺或茶文化活动去体悟、去修炼，这些产生于中国本地土壤的思想与智慧，在中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常规教育中就可以潜移默化到中国国民心中，成为中国的国民性。尽管茶文化活动也可以修炼如唐代刘贞亮所说的“茶十德”，但中国国民并不需要可以地亲通过特定的茶文化活动来达到唐代刘贞亮所说的“茶十德”，中国国民饮茶并不是刻意为了“修德”，更主要的是自由自在地舒性娱情，享受一种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这正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泱泱农业大国的国民特点。

　　由上可知，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国民的特性、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有着重要影响。

　　三、未来走向之我见

　　当今世界已远不同于古代社会，不但中国的茶圣陆羽早已离我们远去，同样，日本茶道的开山祖村田珠光、武野绍欧、千利休也早离我们远去，当今世界各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日益加速，在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也有走向一体化的趋势，然而，各国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底蕴并没有改变，各个国家国民性的底蕴也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在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日益深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国民性还是不易改变的，因而，茶文化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发上改变，中国国民将依然通过饮茶自由自在地舒放性灵，而日本国民将依然把茶道作为体悟禅境和修炼精神的一种手段，正如陈文华先生在《论中国茶艺以及其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兼论中日茶文化的不同发展方向》(9)一文中所说：“日本人可以继续为他们的茶道而骄傲，我们却应该为中国的茶艺而自豪。”

　　中日茶文化将仍在各自的土壤中生长、开花、结果，仍将开出不同的花，结出不同的果!

　　注释：

　　(1) 本文所引用的有关涉及茶的引文均出自陈彬藩、余悦等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2) 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

　　(3) 可参见(日)熊仓功夫《日本茶道》(《农业考古》1992年4期)，(日)布目潮风《中国茶文化的复兴——明代文人茶与日本煎茶道的起源》(《农业考古》1993年2期)，(日)布目潮风《嵯峨天皇与饮茶的传来》(《农业考古》1994年4期)，滕军《中日茶道异同论》(《农业考古》1996年4期)等

　　(4) 此二书分别由东方出版社1992年一级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 《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2期。

　　(6)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奶奶4期。

　　(7) 《艺术设计与理论》2005年4期。

　　(8) 叶违渠：《日本文化史》第41页，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第二版。

　　(9) 《中国农史》200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