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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者论茶

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下)

作者:丁以寿 添加时间:2013-04-09

中国茶文化研究现状、学科定位和研究队伍建设(下)  

      二、中国茶文化学科定位

  (一)名词——概念——学科

  1、“茶文化”名词的确立

  尽管中国茶文化在中唐时期已经形成,但“茶文化”这一名词的出现和被接受却是当代的事。

  在大陆,茶学宗师庄晚芳最早使用“茶文化”。1984年,庄晚芳先生发表论文《中国茶文化的传播》(《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首倡“中国茶文化”。1986年,他在《茶叶文化与清茶一杯》文中则称“茶叶文化”,其实“茶叶文化”与“茶文化”同义。1989年,他在《略谈茶文化》文中又重提“茶文化”。

  在台湾,1984年,吴智和出版《茶的文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茶文化”呼之欲出。1987年,张宏庸在《茶艺》(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一书中采用“中国茶文化”名词。1988年,范增平等发起成立“中华茶文化学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茶文化”名词在海峡两岸共同出现,并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但是还未被普遍接受。1989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性大型茶文化活动仍称“茶与中国文化”。199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孔宪乐主编的《茶与文化》,也是称“茶与文化”。不过,此时“茶文化”已成潮流,势不可挡。尽管“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没有采用“茶文化”的说法,但它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客观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和流行,这是主办者所始料不及的。

  1990年10月,在浙江杭州举办了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研讨会主题是“茶文化的历史与传播”,王家扬主编的《茶的历史与文化——九0杭州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由浙江摄影出版社1991年出版。“国际茶文化研讨会组织委员会”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的工作,后来于1993年11月8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同年,在江西南昌成立了“中国茶文化大观”编辑委员会,着手编辑《茶文化论丛》、《茶文化文丛》。至此,“茶文化”新名词算是正式确立,并被社会接受。

  2、“茶文化”概念确立

  从一个新名词发展到新概念,需要有过程和时间。不过,“茶文化”由名词发展到概念的时间很短,这也反映出茶文化发展的迅猛。

  1991年4月,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余悦(彭勃)撰写的《中国茶文化学论纲》,对构建中国茶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探讨[4]。认为中国茶文化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提出中国茶文化结构体系的六种构想,茶文化学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六大问题:茶文化基本原理、茶文化分类学、茶文化历史学、茶文化信息学、茶文化比较研究、茶文化研究方法。作者在当时就有自觉的学科意识,难能可贵。

  1991年5月,姚国坤、王存礼、程启坤编著的《中国茶文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第一本以“中国茶文化”为名称的著作,筚路蓝缕,开创之功不可没。

  1991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每年两期,为国内唯一公开发行的茶文化研究中文核心期刊。在第1辑上,发表了陈香白的《中国茶文化纲要》等一批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1992年,王家扬主编的《茶文化的传播及其社会影响——第二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论文选集》由台北碧山岩出版社出版。而王玲的《中国茶文化》(中国书店1992年出版)是继姚国坤等的《中国茶文化》后的又一部同名力作。虽然后来又出版了几部同名著作,但除了黄志根主编的《中华茶文化》尚有特色外,其它无一能达到王玲的水准。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辞典。

  可以说,到1992年,“茶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被正式确立。但是作为一个新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一时难以统一。后来不断有人通过论文、著作对茶文化的概念进行阐释,如詹罗九《茶文化浅说》(《农业考古》 1994年第2期)、刘勤晋主编《茶文化学》(农业出版社2000年)、陈文华《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和《长江流域茶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姚国坤《茶文化概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年)等,从而进一步完善茶文化概念。

  3、“茶文化”学科的确立

  早在1991年,余悦就撰文呼吁建立“中国茶文化学”,王玲也提出构建“中国茶文化学”[5]。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高校和科研系统为主体的一批茶文化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茶文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各自的贡献。浩耕、梅重主编的《中国茶文化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1995年)、余悦主编的《中华茶文化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和《茶文化博览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阮浩耕、董春晓主编的《人在草木中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对茶文化进行有系统的专题研究。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本的茶文化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茶文化研究论文。关于新时期茶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已在前面论述过,兹不赘述。

  2003年,安徽农业大学中华茶文化研究所被批准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以茶史、茶道、茶叶经济为主要研究方向,以王镇恒、詹罗九、夏涛、丁以寿、姜含春、高旭辉等为研究骨干,外聘蔡荣章、范增平、刘勤晋、关剑平、黄志根、陶德臣等为客座研究员,计已出版《茶业通史》(陈椽著,农业出版社1984年)、《中国茶叶外销史》(陈椽著,台湾碧山岩出版社1993年)、《论茶与文化》(陈椽著,农业出版社1993年)、《中国名茶志》(王镇恒等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年)、《中国茶文化大辞典》(王镇恒、詹罗九等主编,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茶文化学概论》(高旭辉主编,安徽美术出版社2003年)、《名泉名水泡好茶》(詹罗九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等著作,外聘客座研究员也出版了10多部茶文化著作。

  2004年,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把“茶文化学”作为重点学科,以陈文华为学科带头人,余悦、王河、赖功欧、施由民、胡长春等为骨干。“茶文化学”学科组成员代表著作有《中国茶文化基础知识》(陈文华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长江流域茶文化》(陈文华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中国茶文化经典》(余悦等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茶路历程》(余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茶趣异彩》(余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中国茶韵》(余悦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茶叶大辞典·茶著部》(余悦主编,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年)、《茶典逸况》(王河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茶哲睿智》(赖功欧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茶韵幽雅》(胡长春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茶具清雅》(王建平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2004年12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成立以程启坤为主任,姚国坤、刘勤晋、沈冬梅为副主任的直属机构——学术委员会,投入巨资,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茶文化学术研究。对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全面规划,建立茶文化研究文库,组织全国茶文化专家进行课题攻关,已见成效。

  2005年8月,在江西社会科学院在婺源晓起主办“中国茶文化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研讨会”,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建设的自觉。

  更重要的是,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高校中,不仅在茶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中设有“茶文化”研究方向,而且在茶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也设有“茶文化”研究方向,事实上已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子学科。尽管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但毕竟是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国家研究生招生目录里。

  可以说是不约而同,全国许多省市都在致力茶文化学科的建设。综上所论,2004年,是标志着“茶文化学科”地位被初步确立的一年。

  (二)茶文化、茶文化学、茶文化学科、茶文化学学科

  1、茶文化概念

  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学科定位,“茶文化”概念的明晰、内涵和外延的合理界定是前提。

  关于“茶文化”,目前比较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是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定义。陈文华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茶文化则是专指其‘精神财富’部分”[6]。

  按照文化的层次论,广义茶文化包含四个层次。

  物态文化层: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事物。对茶文化而言,是指有关茶叶生产活动方式和产品、茶叶消费使用过程中各种器物的总和,包括各种茶叶生产技术、生产机械和设备、茶叶产品、饮茶中所涉及到的器物和建筑等。

  制度文化层: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表现为各种制度,建立各种组织。对茶文化而言,是关于茶叶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制度、经济制度等,如历史上的茶政、茶法、榷茶、纳贡、赋税、茶马交易等,现代的茶业经济、贸易制度等。

  行为文化层: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它以民风民俗形式出现,见之于日常生活中,具有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对茶文化而言,主要是指各地、各民族形成的饮茶习俗等。

  心态文化层:由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对茶文化而言,是指在茶事活动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等。

  笔者认为,广义茶文化太宽泛,狭义茶文化又嫌狭隘,根据茶文化的特点,还是取不广不狭的中义为当。中义茶文化包括心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的全部,物态文化层的部分:名茶及饮茶的器物和建筑等。物态文化层的茶叶生产活动和生产技术、生产机械等,制度文化层中的茶叶经济、茶叶市场、茶叶商品、茶叶经营管理等不属于中义茶文化之列。茶文化在本质上是饮茶文化,是作为饮料的茶所形成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具体说来,中义的茶文化主要包括饮茶的历史、发展和传播,茶艺和茶道,茶俗,茶文学与艺术,茶具,茶馆,茶与宗教、哲学、美学、社会学等,茶学史,茶学教育,茶类和名茶等。茶文化的基础是茶俗、茶艺,核心是茶道,主体是茶文学与艺术。

  2、茶文化学概念

  茶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指茶文化的文化学。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一具体的茶文化形式,而是把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其本质、形态、功能及其的产生、发展、传播、流变规律,预测其发展趋势,并对其组织建设、领导管理、体制建设及政策法规、战略策略等加以探讨的一门学问。它是茶文化学科中的一门子学科,与茶史、茶艺、茶道、茶俗、茶文学、茶艺术等并列。但是茶文化的研究才仅20多年的时间,也可以说刚起步,离建立“茶文化学”还有很大的距离。

  3、茶文化学科概念

  茶文化学科是指有系统的茶文化知识体系(学问、学术、科学)。茶文化学科具有交叉性和综合性,其中包涵茶文化学、茶史、茶道、茶艺等一些子学科。如果说“茶文化学科”是大学科,那么“茶文化学”就是小学科。

  4、茶文化学学科概念

  茶文化学学科的简称是作为茶文化学科子学科的“茶文化学”,是指小学科。

  (三)茶文化学科定位

  1、茶文化与茶学关系

  茶学是关于茶的科学,包括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茶文化只是茶的人文科学加上部分茶的社会科学,属于茶学的一部分。茶文化、茶经贸、茶科技三足鼎立,共同构成茶学。茶学也就是广义的茶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主张广义茶文化概念,以免与茶学重叠,而是主张中义茶文化概念,为茶文化确定一个合理的范围。

  2、茶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的茶文化属于“国学”,只是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茶文化固然对中国文化有作用、有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影响、作用。中国文化是共性,茶文化是个性,个性寓于共性之中。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道释各家的共同追求。中国文化是讲如何做人的文化,正心修身,成圣成仁是中国人的人格理想。茶文化当然要秉承中国文化的“和谐”、“人道”思想,继承中国文化的精神,接受儒道释的影响,而不是相反。因为中国文化强调“和谐”,所以茶文化也讲“和谐”,因为中国文化重“人道”,所以茶道倡“人道”,这是演绎推理而来,不是什么新见。现在有些茶文化论著高谈阔论,如果将其中的“茶”字去掉,就成了纯粹谈中国文化的“雄文”。这样的“雄文”所谈的,自然并非茶文化的特征,而是泛论中国文化,只不过将中国文化的名词、术语搬套到茶文化中来。所以,在茶文化学科的定位中,一定要摆正茶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处理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3、茶文化与相关学科关系

  茶文化学科是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涉及多个门类、融合了多种知识的综合性的新学科。与茶文化关系密切的学科有历史学、哲学、宗教、美学、社会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文化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建筑学、旅游学、服装学、烹饪学等。

  4、学科定位

  综上所述,可以给茶文化学科定位为:茶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科。

  (四)学科地位

  虽然我们说茶文化学科的初步确立是在2004年,但并不意味着它已获得应有的地位。至今,中国没有文化学学科专业。社科界和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还没有将文化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待,仅在社会学下设立文化社会学。在教育部颁布的本科专业目录上没有文化学这一专业。文化学在中国还处在初创阶段,要形成系统的、科学的、成熟的文化学理论,还需要一个过程。既然在中国连文化学学科专业都没有,茶文化学科的地位在短期内也很难摆脱尴尬的局面。

  在美国的学科划分中,38类学科中就有“交叉学科”和“文理综合学科”两类,而英国20类学科中也有“综合学科”一类。但是,中国却无“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的学科类别。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单列“交叉学科”或“综合学科”为大类,下设“文化学”、“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等一级学科,茶文化学科可作为其中的二级学科,与茶文化学科类似的还有敦煌学、徽学、藏学等学科。

  最有可能取得茶文化学科地位突破的首先是在研究生学科专业的设置中。一是中国高校茶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目录中已设有“茶文化”研究方向,将茶文化作为茶学的分支学科、子学科;二是最近国家正在对现行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进行修订和调整,以优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结构、学科布局和类型规格。在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上“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修订方案征求意见表”中有这样的一条征求意见:“交叉学科发展迅速,美国等国家已经设置了独立的交叉学科门类,您认为我国是否有必要设置独立的交叉学科门类:A、没有必要设置;B、有必要设置,设置方案建议:”[7]可以发现,研究生学科专业设置已经关注到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这与茶文化已经成为茶学的专业方向,以及敦煌学、徽学、藏学的流行不无关系。

  学科地位的确立,一靠茶文化研究者的自身努力,做出成绩,产生社会影响,让事实说话;二要加强向外界宣传,宣传茶文化研究取得的成果,宣传茶文化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让社会认知、认同;三要向有关方面积极争取,如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科院等,以便纳入国家学科体系。相信不久的将来,茶文化学科一定会成为独立设置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我们拭目以待。


  三 、中国茶文化研究队伍建设

  (一)中国茶文化研究作队伍现状

  目前中国茶文化科研队人员,主要分布在茶界,包括茶学教育、科研和茶叶生产、流通以及涉茶产业部门,此外就是分布在文学界、史学界、哲学界、社会学界、宗教界、艺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旅游界等广泛领域。大批茶界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投身茶文化研究,打破了茶文化研究的行业界限,促进了茶文化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专职、兼职和业余的三支队伍,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文博三大系统,研究骨干相对集中于三个城市。茶文化研究人员的数量总体上来说还很少,与当前茶文化的兴盛和繁荣不相称。研究力量也比较分散,研究团体比较松散,研究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1、研究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和文博三个系统

  (1)高等院校

  高校是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场所,科研是它的三大职能之一。因为茶学学科历史悠久的缘故,高校的茶文化研究开展得较早。所有拥有茶学学科专业的高校,都有茶文化研究人员。在其它的一些高校,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大学、南昌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江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潮州韩山师范学院等高校,在相关学科专业也有一批研究人员等。

  (2)科研院所

  科研院所是是专门的科研机构。开展茶文化研究的一是茶叶科研机构,如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还有一些地方茶叶研究所,如重庆市茶叶研究所,江苏农科院、四川农科院、安徽农科院茶科所、云南农科院茶科所、杭州市茶科所等;二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主要有江西省社科院,其它还有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湖北省社科院、云南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等。

  (3)文博单位

  文博单位虽然负责文物的收藏、展览,但也开展相关的研究。如中国茶叶博物馆、陕西法门寺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天福茶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浙江湖州市博物馆、云南思茅地区文管所等,也进行茶文化的研究。

  2、形成专职、兼职和业余三支研究队伍

  专职是指以茶文化研究为主要职业,这支队伍数量极少,主要分布在高校;兼职是指虽不以茶文化研究为主要职业,但茶文化研究是其研究方向之一。兼职也可谓半专业,队伍数量比专职多,但是总体上数量也较少,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和文博系统;业余是指纯粹出于兴趣爱好,与自己的职业无关。这支队伍总体数量也不大,但分布面较广。

  现实的情况是,由于专职队伍数量极少,虽有良好的表现,一时也难成气候。但是这支队伍的潜力大,发展后劲足;倒是兼职队伍数量相对较多,力量较强,目前对茶文化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贡献较大。业余队伍也有不凡的表现,往往给人以意外的惊喜。

  尽管形成了三支队伍,但是总体上数量不足,结构也不合理。研究骨干中老年者居多,中青年偏少。

  3、研究骨干相对集中于三个城市

  海峡两岸的中国茶文化研究是风起云涌,研究骨干相对集中于三个城市,即台北、杭州、南昌。

  台北占天时。由于无大陆极左路线和“文革”动乱的影响,经济腾飞、文化复兴较早,茶文化研究也乘势而上。主要有天仁集团的茶文化基金会和陆羽茶艺中心,中华茶艺协会,中华茶文化学会,中华国际无我茶会推广协会等团体,主要研究骨干有蔡荣章、林瑞萱伉俪,吴智和、张宏庸、范增平、廖宝秀、周渝等。

  杭州占地利。杭州作为中国茶都,是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大学茶学系、中国美术学院、浙江树人学院的所在地。上述单位集中了一批茶文化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骨干有庄晚芳、童启庆、程启坤、姚国坤、阮浩耕、关剑平、朱红缨、于良子、周文棠、黄志根、王建荣、裘纪平等。

  南昌得人和。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为中心,以《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为阵地。主要研究骨干有陈文华、余悦、王河、赖功欧、施由民、胡长春、刘清荣、王建平等。

  当然,在台湾、浙江、江西之外,如安徽、江苏、湖北、陕西、云南、广东、福建、重庆、四川、山东、北京、上海等地,都有或多或少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开展茶文化的学术研究。

  (二)茶文化研究队伍建设

  中国茶文化研究队伍总体数量偏少,目前更有青黄不接之势。对于茶文化研究队伍的建设来说,学科地位是动力,研究机构是保障,人才培养是基础。

  1、学科地位是动力

  学科地位决定着研究队伍的发展前景,是研究队伍发展的动力。如果学科地位低,也就决定着研究队伍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只有学科有地位,才能吸引人才加入茶文化研究队伍,促进茶文化研究队伍的建设。反过来,学科地位的确立又依赖于茶文化研究人才队伍,有人才,才会出成果,有成果,才会提高学科地位。

  2、研究机构是保障

  筑巢引凤,机构是稳定人才的保障。

  茶文化在目前还没有取得象茶学那样的地位,不说至今还没有国家级的茶文化研究院所,就连省级茶文化研究院所也无,这对于我们这个茶文化大国来说,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茶文化研究院所的缺位,直接制约着茶文化研究队伍的建设。

  尽管已经有了“中国茶叶博物馆”,但那只是杭州市园林文物局的下属单位,不是真正的国家级茶叶博物馆。天福茶博物院、青岛崂山茶文化博物馆等,也是以陈列展览、普及知识为主,缺少茶文化研究人员。各级茶文化博物馆的缺失,也是制约茶文化研究队伍建设的一个原因。

  国家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茶文化研究对于繁荣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意义,它对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作用。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成立各级茶文化研究机构、文博机构,以吸纳各方面人才加盟茶文化研究队伍。这是给人才以用武之地,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3、人才培养是基础

  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人才是保证。随着茶文化研究的深入,对茶文化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茶文化的繁荣,对茶文化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人才培养是研究队伍建设的基础和根本,人才的培养在于茶文化教育。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实现大众化,本科层次强调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淡化专业;专科层次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因此,只有硕士、博士层次才是培养高级研究型人才。

  由于高职高专的专业设置和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的设置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所以高职和研究生教育设有茶文化专业或专业方向。国家对本科专业的设置控制较严,也由于茶文化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归属不明,所以至今还没有茶文化本科专业。目前在茶文化教育方面,大学专科层次有西南大学、浙江树人学院、信阳高等农业专科学校、上饶职业技术学院的茶文化专业,安徽农业大学、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农林职业学院、南昌女子职业学校的茶艺专业。由于茶学涵盖茶叶科技、经贸、文化,所以在中国所有的茶学本科专业中均开设“茶文化”类课程,刘勤晋主编的《茶文化学》和黄志根主编的《中华茶文化》都被国家教育部列为“十一五”高校国家级规划教材。安徽农业大学茶学本科专业不仅开设《茶文化概论》课程,还开设《茶道》、《茶史》、《茶艺》课程。华南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在茶学专业中设立“茶艺”、“茶文化”专业方向。今年,浙江林学院在旅游管理专业中设“茶文化”专业方向。设置茶文化硕士研究方向的,计有安徽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设置茶文化博士研究方向的,计有浙江大学、西南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

  除具有茶学学科的高校外,在少数高校的历史学和文学学科中也培养茶文化方面的研究生。如杭州大学、南昌大学、上海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

  今后在茶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上,要进一步发挥高校的主导作用、社科院系统的优势作用,加强两者的联合。

  (1)进一步发挥高校的主导作用

  目前在茶文化人才培养上,高校发挥主导作用,尽管还有些不顺。因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茶文化研究生,却在作为自然科学的农学类茶学学科下招生,显得有些矛盾和无奈。但是国家正在进行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和调整,茶文化迟早会从茶学中独立出来。

  (2)充分发挥社科院系统的优势作用

  要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在培养茶文化人才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发挥社科院系统的人才、学术资源优势。有条件的社科院,如中国社科院、江西省社科院等,可以在历史、文学相关学科培养研究生,积极申报相关交叉学科的硕士点、博士点。

  (3)加强高校与社科院系统的合作

  加强高校与社科院系统的合作,优势互补,联合培养茶文化研究生。关于这一点,余悦指出,“茶文化学科建设,离不开教育。重在培养人才,重在利用高校资源的优势、学术优势、学科优势,才能进一步加强茶文化研究这方面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是学术人才的培养,特别是茶文化研究人才的培养。这可以说是与教育界,特别是高校最重要的合作。”[8]高校可以与社科院联合申报茶文化硕士点、博士点,培养茶文化研究生。


注释: 


[4] 彭勃.中国茶文化学论纲.见:王冰泉,余悦.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5] 王玲.关于“中国茶文化学”的科学构建及有关理论的若干问题. 见:王冰泉,余悦.茶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 陈文华.中华茶文化基础知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7] www.cau.edu.cn/gradsch/zyml/index.htm

[8] 余悦.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的理性思考.农业考古.2005(4):64~65